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見證——中國海拔最高秦代刻石調查研究啟示
更新時間：2025/9/22 10:32:31 來源：新華社CNML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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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西寧9月20日電 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見證——中國海拔最高秦代刻石調查研究啟示
新華社記者史衛燕、白瑪央措、杜笑微
9月15日，國家文物局發布消息，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發現一處秦代刻石，命名為“尕日塘秦刻石”，這是我國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2200多年前，五大夫率方士組成的隊伍來此尋藥昆侖，留下刻石；2200多年后的今天，黃河源的秦刻石為世人所知，訴說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故事。
跨越兩千多年的秦代印記
2020年7月5日，黃河源頭的扎陵湖水面翠藍。北岸，一支科考隊伍打破荒原的寧靜。
帶隊的青海師范大學教授侯光良發現，湖邊的山坡上有一塊凸起的大石。“壓根沒想到黃河源頭能發現篆書的文字，而且是‘皇’開頭的。”侯光良回憶當時的情形說。
這是“尕日塘秦刻石”首次被專家發現。
2025年6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發表《實證古代“昆侖”地理位置——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一文，引發廣泛關注與討論。
仝濤認為，石刻內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記錄了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后，遣使向昆侖山尋覓仙藥的歷史事實，補全了文獻記載的缺失。“當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原內地使團之行，也實證了隋唐時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時期已經打通了最為關鍵的環節。”
9月15日，國家文物局發布消息，認定上述刻石為秦代石刻，并宣布定名。“尕日塘秦刻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文字風格屬秦篆，保存較完整的文字信息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李黎介紹，主要的發現有六個方面。一是，從右到左第三列“臣”字之后有殘筆，應即下文“翳”字。二是，從右到左第四列“方”字之后，殘存類似半個“⺮”形。三是，從右到左第五列“樂”字，此字未見“艸”頭。“□”字僅存“曰”字頭。四是，從右到左第七列可見原釋讀為“廿”字的中間存在一豎，應釋為“卅”；原釋為“六”字左側豎向筆畫應為巖體剝落邊界，應釋為“七”。 五是，“翳”下方已看不到筆劃，依行款或有缺字。六是，從左到右第二列“一百五十里”中“一”字的右上角殘存一短橫，為顯著人為痕跡而非自然裂隙。
為何秦始皇“采藥昆侖”？青海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趙宗福認為，據《山海經》等古書記載，昆侖山上“食玉膏，飲神泉”，還有“不死樹”，屈原在《九章》中更直抒向往之情“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因此，渴求長生的古人前往昆侖求藥在情理之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超認為，“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意義重大。此前，秦代石刻為人所知的只有泰山刻石、瑯琊臺刻石的殘片及近年發現的秦始皇陵建筑用石刻銘等幾種，均不在原址。“尕日塘秦刻石”既是中國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的秦代刻石，也是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用科技實證解碼刻石真相
此次刻石鑒定的關注度高，如何確定刻石內容？怎么證明刻石不是現代仿刻？如何用嚴謹論證回應社會關切？
國家文物局文物古跡司司長鄧超說，國家文物局調集了石質文物保護、秦漢考古、古文字學和書法篆刻等領域專業人員集中科研攻關，兩次赴現場調查，獲取了石刻本體與賦存環境等科學數據，組織多學科專家兩次召開論證會，多角度論證形成專家意見。
據介紹，為獲取刻石詳細文字信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建的工作專班采用高精度信息增強技術采集刻石文字信息。通過這項技術可在對文物本體沒有任何接觸和損害的前提下，進行數字化采集，并且能夠提取出清晰的文物本體的原始圖像、紋飾以及文字信息。
通過對采集數據的分析、處理、應用，專家逐一對刻石文字進行提取分析，并采用微距攝影技術，對刻痕微觀特征進行了數據采集——
經高精度信息增強技術，刻石文字可見明顯鑿刻痕跡，采用平口工具刻制，符合時代特征；
經礦物和金屬元素分析，排除利用現代合金工具鑿刻的可能。刻痕內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風化次生礦物，經歷了長期風化作用，排除了近期新刻可能；
經兩次實地勘察，刻石與湖濱坡地共同形成了山體擋風、水域調節微氣候的地質條件。
為何刻石能跨越2200年，保存至今？
李黎介紹，通過采用巖石磨蝕伺服試驗儀測試樣品的耐磨性，結果表明，磨蝕指數為3.7，屬于高磨蝕性巖石，這是刻石歷經自然風化尚能保存至今的關鍵因素。
“此次是國內首次大規模利用科技手段鑒定古代石刻。”作為我國石刻領域專家，趙超表示：“光憑推理與主觀臆斷并不能得出真相，必須有確切的科學實證才能定讞。而在鑒定石刻材料時，尤其是在鑒定始終暴露在自然環境中的石刻材料時，現代科技手段可以提供科學證據，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昆侖文脈千古傳
“刻石文字中的‘采藥昆侖’，讓‘昆侖’這個在中華血脈中奔涌千年的名字，再度引發社會、學界爭鳴討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巫新華說。
那么，昆侖到底在哪里？
在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化中，“昆侖”二字應從“地理昆侖”和“文化昆侖”兩個維度去理解。
“地理昆侖”聚焦昆侖地望，是千古聚訟、爭議不決的問題。其中，“河出昆侖”，即黃河源出昆侖，是認定昆侖山地理位置的重要依據。此次“尕日塘秦刻石”矗立之處正是現代地理認定的黃河源區，溯源兩千多年，傳統認知與現代科學在此契合。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進先表示，根據文物遺存判斷，自舊石器時代以來，“尕日塘秦刻石”所處的扎陵湖區域應屬古代人類活動區域，并非人跡罕至。
趙宗福等學者認為，“昆侖”一直是虛與實的結合，“地理昆侖”和“文化昆侖”互為影響和依存，“文化昆侖”更具有超出自然生態的精神內涵和深遠影響。
在我國的神話中，“夸父追日”“共工觸不周山”“西王母與不死之藥”“后羿登昆侖求藥”等，都與昆侖有關。“赫赫我祖，來自昆侖”，從古至今，人們不斷地向往著昆侖，追尋著昆侖。古人詩詞中，更曾出現諸多“夢游昆侖”“昆侖放歌”為主題的詩歌，早在戰國時期，屈原在《九歌》《離騷》等詩篇中就不厭其煩地神游昆侖，留下美妙詩句。
“人們孜孜不倦地執著探尋和文化想象，實際上就是中華民族追尋昆侖的一部心靈史。”趙宗福說，“昆侖文化是源遠流長、內涵豐厚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人不可磨滅的精神情結，將相隔萬水千山、相隔百代千秋的人們緊緊相連，應進一步發掘、弘揚其現實價值。”
“補史之缺，意義重大。”國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長張凌介紹，下一步圍繞“尕日塘秦刻石”考古，將把重點放在多維度闡釋秦漢時期疆域治理與探索開發青藏高原的歷史進程等工作上。
據悉，鑒于“尕日塘秦刻石”的重要價值，國家文物局指導青海省文物行政部門，已將刻石核定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劃定了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視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進行保護管理，并將在第九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申報遴選中予以重點關注。
“我們實施嚴格現場管護，青海省果洛州政府、瑪多縣政府安排公安和文物部門干部職工，克服刻石所在地低溫缺氧、無水無電、無通訊信號等條件限制，自6月9日起24小時現場值守。”青海省文物局局長董富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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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記者史衛燕、白瑪央措、杜笑微
9月15日，國家文物局發布消息，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發現一處秦代刻石，命名為“尕日塘秦刻石”，這是我國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2200多年前，五大夫率方士組成的隊伍來此尋藥昆侖，留下刻石；2200多年后的今天，黃河源的秦刻石為世人所知，訴說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故事。
跨越兩千多年的秦代印記
2020年7月5日，黃河源頭的扎陵湖水面翠藍。北岸，一支科考隊伍打破荒原的寧靜。
帶隊的青海師范大學教授侯光良發現，湖邊的山坡上有一塊凸起的大石。“壓根沒想到黃河源頭能發現篆書的文字，而且是‘皇’開頭的。”侯光良回憶當時的情形說。
這是“尕日塘秦刻石”首次被專家發現。
2025年6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發表《實證古代“昆侖”地理位置——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一文，引發廣泛關注與討論。
仝濤認為，石刻內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記錄了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后，遣使向昆侖山尋覓仙藥的歷史事實，補全了文獻記載的缺失。“當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原內地使團之行，也實證了隋唐時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時期已經打通了最為關鍵的環節。”
9月15日，國家文物局發布消息，認定上述刻石為秦代石刻，并宣布定名。“尕日塘秦刻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文字風格屬秦篆，保存較完整的文字信息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李黎介紹，主要的發現有六個方面。一是，從右到左第三列“臣”字之后有殘筆，應即下文“翳”字。二是，從右到左第四列“方”字之后，殘存類似半個“⺮”形。三是，從右到左第五列“樂”字，此字未見“艸”頭。“□”字僅存“曰”字頭。四是，從右到左第七列可見原釋讀為“廿”字的中間存在一豎，應釋為“卅”；原釋為“六”字左側豎向筆畫應為巖體剝落邊界，應釋為“七”。 五是，“翳”下方已看不到筆劃，依行款或有缺字。六是，從左到右第二列“一百五十里”中“一”字的右上角殘存一短橫，為顯著人為痕跡而非自然裂隙。
為何秦始皇“采藥昆侖”？青海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趙宗福認為，據《山海經》等古書記載，昆侖山上“食玉膏，飲神泉”，還有“不死樹”，屈原在《九章》中更直抒向往之情“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因此，渴求長生的古人前往昆侖求藥在情理之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超認為，“尕日塘秦刻石”的發現意義重大。此前，秦代石刻為人所知的只有泰山刻石、瑯琊臺刻石的殘片及近年發現的秦始皇陵建筑用石刻銘等幾種，均不在原址。“尕日塘秦刻石”既是中國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的秦代刻石，也是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用科技實證解碼刻石真相
此次刻石鑒定的關注度高，如何確定刻石內容？怎么證明刻石不是現代仿刻？如何用嚴謹論證回應社會關切？
國家文物局文物古跡司司長鄧超說，國家文物局調集了石質文物保護、秦漢考古、古文字學和書法篆刻等領域專業人員集中科研攻關，兩次赴現場調查，獲取了石刻本體與賦存環境等科學數據，組織多學科專家兩次召開論證會，多角度論證形成專家意見。
據介紹，為獲取刻石詳細文字信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建的工作專班采用高精度信息增強技術采集刻石文字信息。通過這項技術可在對文物本體沒有任何接觸和損害的前提下，進行數字化采集，并且能夠提取出清晰的文物本體的原始圖像、紋飾以及文字信息。
通過對采集數據的分析、處理、應用，專家逐一對刻石文字進行提取分析，并采用微距攝影技術，對刻痕微觀特征進行了數據采集——
經高精度信息增強技術，刻石文字可見明顯鑿刻痕跡，采用平口工具刻制，符合時代特征；
經礦物和金屬元素分析，排除利用現代合金工具鑿刻的可能。刻痕內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風化次生礦物，經歷了長期風化作用，排除了近期新刻可能；
經兩次實地勘察，刻石與湖濱坡地共同形成了山體擋風、水域調節微氣候的地質條件。
為何刻石能跨越2200年，保存至今？
李黎介紹，通過采用巖石磨蝕伺服試驗儀測試樣品的耐磨性，結果表明，磨蝕指數為3.7，屬于高磨蝕性巖石，這是刻石歷經自然風化尚能保存至今的關鍵因素。
“此次是國內首次大規模利用科技手段鑒定古代石刻。”作為我國石刻領域專家，趙超表示：“光憑推理與主觀臆斷并不能得出真相，必須有確切的科學實證才能定讞。而在鑒定石刻材料時，尤其是在鑒定始終暴露在自然環境中的石刻材料時，現代科技手段可以提供科學證據，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昆侖文脈千古傳
“刻石文字中的‘采藥昆侖’，讓‘昆侖’這個在中華血脈中奔涌千年的名字，再度引發社會、學界爭鳴討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巫新華說。
那么，昆侖到底在哪里？
在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化中，“昆侖”二字應從“地理昆侖”和“文化昆侖”兩個維度去理解。
“地理昆侖”聚焦昆侖地望，是千古聚訟、爭議不決的問題。其中，“河出昆侖”，即黃河源出昆侖，是認定昆侖山地理位置的重要依據。此次“尕日塘秦刻石”矗立之處正是現代地理認定的黃河源區，溯源兩千多年，傳統認知與現代科學在此契合。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進先表示，根據文物遺存判斷，自舊石器時代以來，“尕日塘秦刻石”所處的扎陵湖區域應屬古代人類活動區域，并非人跡罕至。
趙宗福等學者認為，“昆侖”一直是虛與實的結合，“地理昆侖”和“文化昆侖”互為影響和依存，“文化昆侖”更具有超出自然生態的精神內涵和深遠影響。
在我國的神話中，“夸父追日”“共工觸不周山”“西王母與不死之藥”“后羿登昆侖求藥”等，都與昆侖有關。“赫赫我祖，來自昆侖”，從古至今，人們不斷地向往著昆侖，追尋著昆侖。古人詩詞中，更曾出現諸多“夢游昆侖”“昆侖放歌”為主題的詩歌，早在戰國時期，屈原在《九歌》《離騷》等詩篇中就不厭其煩地神游昆侖，留下美妙詩句。
“人們孜孜不倦地執著探尋和文化想象，實際上就是中華民族追尋昆侖的一部心靈史。”趙宗福說，“昆侖文化是源遠流長、內涵豐厚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人不可磨滅的精神情結，將相隔萬水千山、相隔百代千秋的人們緊緊相連，應進一步發掘、弘揚其現實價值。”
“補史之缺，意義重大。”國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長張凌介紹，下一步圍繞“尕日塘秦刻石”考古，將把重點放在多維度闡釋秦漢時期疆域治理與探索開發青藏高原的歷史進程等工作上。
據悉，鑒于“尕日塘秦刻石”的重要價值，國家文物局指導青海省文物行政部門，已將刻石核定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劃定了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視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進行保護管理，并將在第九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申報遴選中予以重點關注。
“我們實施嚴格現場管護，青海省果洛州政府、瑪多縣政府安排公安和文物部門干部職工，克服刻石所在地低溫缺氧、無水無電、無通訊信號等條件限制，自6月9日起24小時現場值守。”青海省文物局局長董富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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